顾炎武身当明清之际,深感于晚明以来文人空言误国的恶习,“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14],“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工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15]。面对如此风习,他大张“明道救世”的大旗,提倡学术必须“经世致用”。他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16]又言:“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17]“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合二为一,成为顾炎武一生执着追求的新学风,其目的和落脚点就是要经世致用,也就是他所说的“救世”。所以,他明确表示:学问文章,如果是“有益天下”的,多多益善;反之,多一篇就多一篇的损害。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18]他一生广泛地涉足经学、史学、音韵学、金石考古和舆地、诗文等领域,其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能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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