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东兰曾对此进行了研究，她注意到，1909年以后，地方自治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时，各地纷纷爆发“自治风潮”。对民众以暴动形式拒斥地方自治的推行，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地方上具体从事地方自治的人以“自治”为名中饱私囊，因而招致民众的不满和反击。第二种观点认为，围绕地方自治，地方社会存在两种相互敌对的势力，一种是僧侣、官僚、地痞等旧势力，一种是倡导自治的新势力。旧势力煽动民众反对新势力，从而导致了“自治风潮”。而黄东兰通过对江苏川沙县自治风潮的个案研究，却给我们描绘出了另外一幅图景。她更加重视的是地方自治在空间建构方面的实际作用。这幅图像显示，从地方自治在县以下基层社会的实际运作来看，地方自治制度的导入并没有给传统的君民关系和国家—社会关系带来本质性的变化。以往关于清末地方自治的研究如萧邦齐和孔飞力的观点，主要强调清政府试图借助地方自治，把地方精英吸收进国家机构，从而将国家的行政控制进一步推向底层社会。但是，清末川沙县地方自治的个案分析却揭示了与此相反的一面：清末实施地方自治后，官吏与民众仍然处于相互隔膜的状态，参与地方自治的地方精英，则扮演着类似于以往介乎官吏与民众之间的士绅十分相似的非官非民的角色。在川沙县境内，同治和自治绅董的关系绝不是近代行政体系中的上下垂直关系。[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