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三个“主人”所起之作用的例子是无穷无尽的；精神分析学的病例书提供了成千上万这样的例子。在当前的背景中，我们要了解的重点是：正是无意识决定了意识的推动之势和意识行为的将成之实。例如，哈姆雷特有强烈的俄狄浦斯情结，超我的谴责猛烈地抵消了这一情结；在一个不寻常的成人的境遇中，这些早年的情结被生动地唤醒，在这一境遇中，哈姆雷特的叔父从其父亲那里夺取了令人垂涎的王位并娶了他的母亲。这一境遇唤起了对哈姆雷特之超我的强烈的非难，这就是他那众所周知的延误了刺杀其叔父的主要原因。有上十次的机会，哈姆雷特能轻易地杀死克劳蒂斯（Claudius，哈姆雷特的叔父）；但是每一次他都“决定”不这样做：道德学家会说这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但是不，听听超我是怎样说的：“你如此憎恨你叔父的原因，你计划要刺杀他的原因，恰好是你自己想犯的罪行：杀死你的父亲，并取代他与你母亲相爱。你的命运和你叔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这麻痹了哈姆雷特，使他不能采取行动。在意识层面里，他只知道他不能行动；他使这种意识层面的无能合理化，每次都为它找不同的借口。［8］
我们一直以来就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在各个方面都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有很多事是我们不能做的，自然要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必须遵守法律，否则就有受到惩罚的危险，等等。我们也变成了“官样式的”有意识的，即使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必定早已长时间地知道了这一点，即：就我们所感受到的情感来说，我们是不自由的——我们喜爱谁或憎恨谁，我们倾慕什么类型的东西，等等（都是不受我们控制的）。直到最近我们才被提醒：我们基本的爱憎，我们情不自禁的行为，或行动的无能，都有无意识的动机。但是，不受人欢迎的事实是，我们的意志行为和导致意志行为的整个一连串深思熟虑都不过是无意识愿望的正面表达，或者更进一步说，是无意识之妥协和防卫的正面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