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女婿伏奇尔是爵府秘书处的职员，大约有五十岁。他高大，结实，头发已经全秃，戴着金丝眼镜，脸色相当好，自以为闹着病；大概这倒是真的，虽然病没有象他所想的那么多，可是乏味的工作把他脾气弄坏了，终日伏案的生活把身体也磨得不大行了。他做事很勤谨，为人也不无可取，甚至还有相当教育，只是被荒谬的现代生活牺牲了。象多数当职员的人一样，他结果变得神经过敏。这便是歌德所说的“郁闷而非希腊式的幻想病者”，他很哀怜这种人，可是避之唯恐不及。
阿玛利亚的做人既不象她父亲那一套，也不象丈夫那一套。强壮，活泼，粗嗓子，她绝不哀怜丈夫的唉声叹气，老实不客气的埋怨他。但两人既然老在一起过活，总免不了受到影响；夫妇之间只要有一个闹着神经衰弱，不消几年两人很可能都变做神经衰弱。阿玛利亚虽然喝阻伏奇尔的叹苦，过了一会她可婆婆妈妈的比他自己更怨得厉害；这种从责备一变而为帮着诉苦的态度，对丈夫全无好处；他的无病呻吟给她大惊小怪的一闹，痛苦倒反加了十倍。她不但使伏奇尔看到他的诉苦引起了意外的反响而更害怕，并且她的心绪也搅坏了。结果她对自己那么硬朗的身体，对父亲的，对儿子的，对女儿的，也来无端端的发愁了。那简直成了一种癖：因为嘴里念个不停，她竟信以为真。极轻微的伤风感冒就被看得很严重，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揪心的题目。大家身体好的时候，她还是要着急，因为想到了将来的病。所以她永远过着惴惴不安的日子。可是大家的健康不见得因之更坏；仿佛那种连续不断的诉苦倒是维持众人的健康的。每人照常吃喝，睡觉，工作；家庭生活也并不因之松弛下来。阿玛利亚光是从早到晚楼上楼下的活动还嫌不够，必需要每个人跟着她一块儿拚命；不是把家具翻身，就是洗地砖，擦地板，永远是一片叫喊声，脚步声，天翻地覆的忙个不停。